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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日期:2019-11-16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有三点体会,第一点,《决定》对70年来中国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体制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第二点,《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做了全面的最新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十三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三点,《决定》在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13项制度中,分别提出了今后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做出了工作部署。

作为经济工作者,我认真学习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部分后,有以下感想。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

《决定》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次提出三项制度并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上,《决定》首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制度的传承和发扬,两个毫不动摇再次表明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都可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并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其次,《决定》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显然,《决定》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中,强调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同时,《决定》首次把“数据”定义为生产要素,并参与收入分配。还有,《决定》首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捐赠等慈善事业在分配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重大政策制度创新。

第三个,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把重点放在了公平竞争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破产制度四个方面。同时还提出了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三个“基础”,就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等。

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从三个并存看,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在许多方面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先从所有制结构上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其中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没有这个法宝,中国经济发展不会取得今天的瞩目成就。1980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5.97%,私营、集体、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占比24.03%,到2018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27.13%,私营、集体、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占比上升到72.87%,就是说我国工业由小变大主要是推行所有制多元化带来的。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几乎与工业一样,所有制多元化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工业要由大变强,国民经济走向全面现代化,仍然要依靠所有制的多元化。

今后,强调公有经济是主体,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主要环节,抓好国有经济的发展,共同发展应该是把重点放在让民营经济在竞争性领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目前,国企改革关键目标有两个,第一个是国有企业怎么才能做到从管运营、管“一切”转向管资本为主,另一个是怎样才能让国企成为具有竞争中性的企业。

国有企业不是规模问题,是怎么解决强的问题。我国的国有企业进入领域太宽、太广,向竞争性领域延伸的战线太长。并且,令人担忧的是,国有经济利用收购、投资控股等方式,还在竞争性领域进一步扩张,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经营权不充分,市场独立性不够。一个真正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资金等)的自主配置权、产品自由交换权和收益分配权等。可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有企业仍然面临着国资委管运营决策,组织部门管干部人事、劳动部门管工资分配(限总额和限年薪),宣传部门管学习等。好多地方政府把国有企业当成了机关事业单位去管。因此,在向全面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国有企业又面临着新的“放权让利”问题。

当前,民营经济也存在问题,大多数都拥挤在中低端,由于缺乏高端资本,在高端产业仅进入不足,同时垄断领域的诸多“玻璃门”“弹簧门”进不去。另一个问题是,民营经济的隐形歧视非常多,存在着一些说不出来或者看不见的歧视,使得其营商环境较差。尽管国家营商环境改善了,但是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还有待改善,比如审批制、许可发放、信贷获取、税费负担、财产保护等都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更有令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是,有些个别人特别是知名人士大喊民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要对其进行改造。在中国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民营经济?牵扯到一个理论问题。当前民营经济遇到了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与国有经济比在法律不平等;第二,政策不公平;第三,理论上储备不够。对民营经济的研究理论储备不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营经济的地位到底怎么确定?

三、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还在路上

再从收益分配上看,现在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提高了不少。1978年到2018年,按可比口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增长了24.3倍、18.5倍。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现有的分配结构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在结果上体现的是劳动方分配获得偏弱,体现在资本方分配获得偏强。举个实例,2000年到2018年,按可变价格计算,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再加上它的基金性收入增长了19.3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4.1倍;但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5.3和5.49倍。以上属于初次分配范畴。在各级政府获得收入增加以后,除了维持公共运营以外,各级政府都把大量资金用在了大搞公共投资方面,而用在居民增加居民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明显不足。仅20年来,我国路水电气网房、机场、桥梁、港口、码头建设如此之快并颇具现代化,都与国民收入分配有关。按道理这种投资方向没有错,但是相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方面,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就明显块了。前几年,一些地方超越发展阶段大搞地标建筑,超豪华工程,这些投资拉动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机械设施,到头了还是有利于资本。企业获得那部分收入也主要用于生产投资。而同期内,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当然不利于扩大消费了。  

这里,我没有计算服务业领域,可以相信金融领域、信息领域的收入获得份额可能更高。我们的分配向投资方向偏斜。对下一步创建强大国内市场带来了挑战。

今后,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劳动者分配更充分,收入增长相对快一点。作者并不想建立象北欧那样的福利社会,但是起码达到一个应有标准,让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能消除后顾之忧。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上的优越性。

说到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引出来,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了。但是,我们又遇到新的贫困挑战,一是相对贫困问题摆在了政府眼前;二是中国绝对贫困标准是低于世行标准,我国贫困标准是以2010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在2300块钱以下,相当于现价3300块钱,按照美元是500多美元,人均每天不到1.5美元,世行极贫困人口标准是1.9美元,另外世界银行还对贫困人口建立了补充性标准,规定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的是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5.5美元的是中等偏高收入贫困线。新时期,中国要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经济发展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无论按世行哪一条贫困线标准计算,我们都将面临新的反贫困任务。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法制

最后,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按照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像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模式。一类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从日本和韩国看,日本和韩国当年从低收入向中高等收入阶段迈进时,主要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后来,日本在70年代中期、韩国在90年代初期,当它们从投资导向向消费主导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政府不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赋予企业更充分的市场权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边界越来越向后退,即所谓加强市场在资源中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难题,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有什么积极作用?尽管文件一再说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积极作用,在实际操作中决定性作用和积极性作用怎么分,两者作用如何协调?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三个字意味着市场在调节供求关系中具有绝对性地位,在资源配置、价格决定、产品交换中起主导作用。相反,政府作用是非主导性的和从属的,在市场失灵部分政府起主动、主导作用,以弥补市场的不足。

目前,我国在诸多垄断领域市场都难以发挥必要作用,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也有部分领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今后,科学合理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下一步,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里,还要继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适当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强度,收缩干预边界,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市场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个建议是加强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一个没有法治约束的市场肯定是无序的。法治首先是约束政府,用法律界定政府边界,约束政府的行为。其次才是约束经济人。

在法治建设中,要保障国有、民营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同时,继续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发放,进一步减轻税费,放松垄断。另外,一定要从法律上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安全感,身份地位要有尊严感。下一步,我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此时一定要通过多种措施让中低收入群体变成中产群体。中央曾提出我国目前有中产2亿多人,下一步按照标准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至少需要有6亿中产。这么大的培养任务,我们需要全面系统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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