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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日期:2019-11-16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大家都看了,我不重复细讲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决定》重心是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落实在制度上。从制度层面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一方面说明了新中国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实践已经比较成熟了,与此相关的各项制度也相对成熟了,能够定型了。另一方面,说明今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要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展开,因此,这些制度的总结概括为今后实践奠定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学习《决定》中,有一系列提法和论断需要加深理解。从货币金融角度看,《决定》中有两个地方提到:一是在讲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提出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二是在讲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出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实际上提出了许多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探讨的新课题。例如,“现代”的含义是什么?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金融体系等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美国看,是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算起、还是1930年大危机后的金融调整算起、或是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算起?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从中国看,是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制度确定算起、还是从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建立算起、或是从工农中建等专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后算起?这需要认真探讨。

第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提出了适应性、竞争性和普惠性,这“三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从“适应性”来讲,金融要存在发展原本就要适应它存在发展的各种环境,各种条件,但是要“健全”适应性,这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有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内容和程度等,那么,这些不适应的机制、内容和程度是什么?我们通常所讲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种服务的程度是不是也属于适应性的一部分?总之,金融方面需要需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很多。

第三,需要高度重视资本制度。刚才大家讲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导向。从一定程度上说,资金流向何处,获得资金的主体就可以用这些资金购买经济资源从而实现其所预期的资源配置。中国现在的金融基本上可以称为“信用金融”,即绝大多数资金基本都是债权、债务性的。信用即债权债务机制,由此。“信用”的根据是什么、“信用”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就成为一个关键。2019年1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一是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由25%降至20%。对补短板的公路、铁路、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前提下,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5个百分点。二是基础设施等项目可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筹措不超过50%比例的资本金。三是严格规范管理,强化风险防范。项目借贷资金等不得作为资本金,筹措资本金不得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拖欠工程款。这一举措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和稳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高杠杆和由此引致的金融风险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资本比例20%,意味着一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已经是资产负债率80%了,流动资金在哪儿还不知道?201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6%,但一些人认为太高,提出要降低这一杠杆率。但现在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持续性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的企业,由此,“去杠杆”怎么去?这需要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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